另一个技术问题，是移送的时机。
此外，辩护权教义内涵的完善也得益于欧洲人权公约的贡献。[35]其次，法官开始在实践中经常打破立法屏障理论，直接援引宪法作为审查行政条例的基准。
在司法裁判中也会时常出现某条款因构成对序言的违反而被判定侵犯某项基本权利，宪法序言俨然成为权利之源（les sources des droits fondamentaux）。目前，宪法委员会根据《欧洲人权公约》所保障的基本权利来解释宪法原则，但拒绝将其审查的参考标准扩大到《欧洲人权公约》整体。[37]这个问题主要关涉1946年10月27日宪法序言的效力问题：1946年序言部分某些规定的不精确性十分突出，宪法委员会因此在具体裁判中给立法者预留了较大的裁量空间，由立法者对1946年宪法序言中的基本权利如何实施进行具体化。[12]正如有学者所言，自然法的主观主义色彩被宪法实践客观化。行政相对人即使在受到行政机关一般职权行为的侵犯时，也只能寻求司法法院救济，致使司法法院的负担过重，部分司法法院针对行政机关下达的强制令也违反了管辖权分立的原则。
[44]C. Grewe, « Contrôle de conventionnalité et contrôle de constitutionnalité : à la recherche d'une frontière introuvable », RFDC, n°4, 2014, p.961 et suiv. [45]Décision n°89-260 DC du 28 juillet 1989, Recueil, p.71. [46]Décision n°99-416 DC du 23 juillet 1999, Recueil, p.100. [47]M. Guillaume, « L'autorité des décisions du Conseil constitutionnel : vers de nouveaux équilibres ?», Nouveaux Cahiers du Conseil constitutionnel, n°30, janvier 2011, p.55. [48]参见王蔚：《客观法秩序与主观利益：我国合宪性审查的完善》，载《中国法律评论》2018年第1期，第134—137页。[47]总的来说，合宪性问题优先移送程序于2010年3月1日开始实施，并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在风险不可预知的情况下，人们不可能去联系一个如今便能确定他将如何行动的未来。
还有一些领域，基于自由主义的法治国家原理，行政机关承担着维护社会秩序的消极任务，需按照自由防御型行政法，不得随意干涉公民的个人权利。在调整对象上，行政法调整行政机关在行使行政权力过程中与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之间的行政关系。行政行为是行政基本法典的的核心内容，包括行政行为的概念、构成、类型、程序与效力等。编纂行政法典，必须立足于推进全面依法治国的伟大实践与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时代使命，着力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政府。
这样的行政法体系既能对一般行政法领域中基本的、共识性的问题进行规范，又不会因体量庞杂而在短期内无法实现立法目标。虽然这种方式在形式上实现了法典化，但是实质上依旧是行政法总则模式的延伸。
法典是成文法秩序的象征，揭示了一种系统的、完整的和一致的法律秩序。这就需要在信息化技术推动数字政府建设过程中贯彻以人为本的理念，谨防国家权力和网络权力对公民自由和人权的不当侵害。在现代社会中，多元风险并存，科技风险、生态环境风险、食品安全风险、流行病毒风险等不确定性风险，严重威胁着社会的安全和公民的权利。我国各地行政机关在自下而上的执法实践中纷纷推出的各种裁量基准，就是旨在通过设定一种规则化的具体裁量标准来实现对裁量权的自我规制，由此成功探索出了一条由规范主义控权模式向功能主义控权模式转型的裁量权治理道路。
行政基本法典关注的正是行政法律实践中的原则性、基本性和重要性问题，是对一般性行政法律规范的体系化。只有明确了行政法典的内在价值体系，从而避免价值之间的矛盾，才能形成井然有序的价值秩序，并建立行政法的良法体系。行政法定原则是依法行政的基本要求，包括职权法定、法律保留与法律优先三个子原则。当然，保护公民权利与维护公共利益是互为表里的关系，最终都是为了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愿望。
为了促进行政法治的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融合发展，行政法的体系化建构应依循两条线索展开。将这一切连接为一个整体的，是整个民族共同的信念，是对于内在必要性的相同感觉，这种感觉排除了所有那种法律偶然、任意产生的观念。
在行政法典编纂过程中融入本土法治实践中的经验积累，行政法治才具有持久旺盛的生命力。一方面，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
传统意义上，正当程序原则是指行政权力的运行必须符合最低限度的公正标准，包括公平听证与避免偏私两个方面。平等原则要求行政机关行使行政权力，应当遵循公平、公正、非歧视的原则，无正当理由，不得对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差别对待。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行政基本法典的技术路径，主要是通过融入立法目的和基本原则条款，从而奠定行政立法的价值基调与发挥行政执法的价值导向功能。规范呈现出来的外在表现形式是具体的制度，行政法的体系化还需将零散的行政法律制度串联起来，形成秩序井然的有机制度体系。在价值理念上，行政法典需基于公法的独特性价值追求，确立公民权利保护与行政权力控制的良法体系。由于行政法的调整范围广阔无边、调整对象变化频繁、调整手段更新迭代，难以一蹴而就制定一部全面系统的行政法典。
法学作为一门科学，必须根植于实证法土壤上，生存在本民族法教义学的领域中，才能建构成体系。现代行政法典必须立足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时代背景，应对持续变化的社会生活，为新的行政法治转型创造条件。
价值的不可通约性的本质在于价值多元论，不同的价值不能划归为某种单一的价值。如果国家的行政活动仅仅由公共利益主导，就无行政法可言，只有赋予私人利益在法律上的请求权，并尊重和保护私人的权利，行政法才具有正当性基础。
这不仅需通过法教义学的技艺，建立法律规范的统一秩序，而且要融入价值内核的良善性与精神特质的民族性，形成内外融贯的体系结构，才能堪称典范，并垂范久远。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中华民族道德价值观念的高度凝练，是经过宪法文本承认达成的价值共识。
鉴于行政现实的分殊化与多样化，行政法渊源必然体现出部门性与分散性，就不可能把所有行政法的内容都规定在同一个法典中，否则活跃的部门立法就可能出现同一事实规定不同的法律效果。随着国家和社会的二元融合，行政任务的复杂性越来越需要多元主体之间的协作。同时，法律作为一种秩序，应表现为阶层有序的法律体系架构，而非一盘散沙的法条。在探索中国特色行政法治道路的过程中，还需突破狭隘的民族主义，吸收借鉴人类法治文明的优秀成果，不断推动完善中国行政法律体系。
关于良法的标准，包括内容、本质和价值三个方面的要求：一是法的内容的合规律性或科学性，即符合客观规律、反映和尊重客观事实。可见，程序型行政法典的进路终究是名不符实，正所谓只恐双溪舴艋舟，难以承载行政法法典化的重担。
法律体系的科学性表现在实践理性之中，是从符合目的的道德法则中发展而来。这些基本原则按照一定的逻辑理路和层次关系，形成一整套基本原则体系规定在行政基本法典中。
在行政法典的规范效力层级上，需将多元分散的行政法规范整合为上下贯通、内外统一的结构体系。这也符合制度构造中产生规则、效果规则与终结规则的体系配置。
法典固有的系统性源于内部的整体结构，能够反映法典各个组成部分之间的一致性、统一性和相互依存性。人权保障原则作为行政法典的根本原则，是所有原则的根基。尤其是在风险加剧与治理多元的新时代，现代行政法并不只是承担单一的任务和角色，而是要承担多种任务、协调多重目的、权衡多元价值。行政正当原则是民主价值的要求，包括正当程序、公众参与与行政公开原则。
【摘要】行政基本法典是推动中国行政法法典化的根基，必因其内在的体系化功能而承载着典范性、通则性、良善性和民族性的精神气质。在基本原则的调试下，行政基本法典可实现从静态的、封闭的法律系统转变为动态的、开放的价值系统。
这两种理念都是站在行政权力运行角度，因此应以行政权的运行为基点，搭建行政法体系。不同的民族有不同的智识传统与精神美德，在中国语境中构建行政基本法典，必须烙上中华民族的基因，包括中国独特的政治体制和文化价值观。
《法治政府建设实施纲要（2021—2025）》要求健全法治政府建设科技保障体系，全面建设数字法治政府。在行政基本法典编纂中，有必要对这些执法实践创新加以关注，不仅需解决其存在的合法性瑕疵，还需总结其中的好经验好做法，将其上升为制度、转化为法律。